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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走出疫情阴霾，提振各界信心，通关让香港旅游业看到曙光******

　　【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组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叶蓝】时隔3年，香港与内地终于迎来首阶段免检疫通关，曾经冷清的关口人潮再现，亲人相拥，喜极而泣，口岸运行顺畅，秩序井然。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失去的是3年时间，但对于旅游、零售等高度依赖内地旅客的行业而言，从2019年“修例风波”开始，就已承受巨大压力。

　　“最重要的还是内地旅客”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批发及零售界)邵家辉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18年全港零售业2/3依靠本地市民消费，1/3是境外旅客消费。在这1/3中，内地旅客的消费占到八成。而过去3年中，内地旅客的数量几乎为零，零售业面临很多困难，很多公司不得不裁员或关闭分店。邵家辉提到，因内地旅客无法来港而受到最大影响的是珠宝、化妆品及小电器公司。它们曾经受益最多，如今处境也最为艰难。

　　位于尖沙咀的加连威老道曾聚集多家药房，这里的龙城大药房一度是内地旅客“必去购物点”，不仅卖药品，也销售保健品和化妆品。附近商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疫情暴发以来，加连威老道的药房接连关闭，往日的热闹不再。《环球时报》记者9日也看到，这一带尚在营业的药房生意一般，一些药房无人光顾，偶有顾客也只是买一些常用药品。顾女士是港中旅在红磡一家门店的员工，她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受疫情影响，她所在的门店3年来的内地旅游业务几乎降为零，机票、景点门票等票务业务大幅减少。她说，疫情前，其工作的旅行社在香港有20多家门店，现在关了一半多，“原来真的很忙，以前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和你聊，后面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来咨询”。在和顾女士聊天的20多分钟里，记者没有看到一个顾客前来咨询。

　　如今内地和香港终于通关，无疑给香港旅游和零售业打下一剂强心针。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数据，截至9日下午4时，初步统计落马洲、港珠澳大桥、深圳湾、文锦渡、中港码头和港澳码头，共有28238人次过关，其中入境香港有9198人次，出境香港有19040人次。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表示，截至9日下午6时，已有超过47万人通过网上系统预约前往内地。

　　立法会议员洪雯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通关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证明复常已经正式起步。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对《环球时报》说，“其他地方的旅客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内地旅客”，这次通关令整个业界都很开心，终于可以“走出隧道”。

　　香港思考如何重新吸引内地客

　　尽管已看到曙光，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人士均强调，内地旅客重返香港需要时间。立法会议员(旅游界)姚柏良对《环球时报》表示，内地旅客赴港旅游不太会出现“V”字反弹，春节期间酒店预订等数据并未明显提升，可能要在春节后才会逐步恢复。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透露，已与内地旅行社方面沟通过，1月不会有内地团到港，2月初开始恢复办团，初期每天只会有10团，每团约30—40人，以来自广东的旅客为主；自由行方面，相信要到2月中旬后才开始复苏，2月底至3月会有较多人访港。

　　对于香港旅游业而言，重新吸引内地旅客要做的事情依然很多。姚柏良表示，过去内地旅客到香港就是购物，到传统的几个景点打卡，但香港旅游远不止于此，有很多有本地特色或历史故事的旅游资源，未来要转向追求质量。他坦言，“自由行开放后的十几年，旅游业被宠坏了，不需要做什么创新”，但现在必须改变，要依靠会议展览、文化体育盛事吸引游客，同时做好深度游路线。

　　香港《星岛日报》9日发表社论称，无论如何，8日对香港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标志着香港可以整装待发，连接内地，也标志着香港可以走出疫情阴霾，实现真正的复常。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今年首周港股上涨超过1200点，恒生指数冲上2.1万点大关，通关将重新唤起香港旅游、零售、酒店等行业的生机，提振全球投资者对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的信心。

　　澳门旅游区重现热闹气氛

　　8日也是澳门放宽防疫措施的第一天，从内地、香港及台湾入境旅客无须再出示任何检测证明，不少饭店及手信店都出现排队人龙。赌场也重现人气，有员工形容这是3年来最热闹的一个下午，虽然忙碌但感到兴奋。

　　澳门媒体援引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张健中的话表示，业界对春节档期有信心，预计入住率有八九成。他说，春节黄金周以家庭游、度假游、节庆购物游较受欢迎，随着旅客出游信心逐步恢复，目前收到大量有关澳门交通、住宿及旅游产品等查询。澳门休闲旅游服务创新协会会长黄辉认为，随着港澳防疫政策放宽，希望春节假期访澳旅客日均超过3万人次。

　　(环球时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